作为资本市场的见证者，人大代表、证监会副主席王建军的两会提案不可不读。日前，王建军在参加广东团小组审议会议时表示，建议将欺诈发行罪纳入金融诈骗罪进行规制，最高刑期由15年提高至无期。王建军的这一提议，迅速引发市场热议。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王建军首次提出对欺诈发行应当严惩的建议。2019、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王建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曾建议修改刑法，将欺诈发行罪调整纳入“金融诈骗罪”范畴，将最高刑提至无期徒刑，同时提高罚金额度。也正是在当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欺诈发行期的刑期上限由5年有期徒刑提高至15年，并将对个人的罚金取消了5%的上限限制等。

在笔者看来，王建军的建议看上去是对过去建言的重复，但其折射的问题、反映从严监管证券发行的态度却值得深思。过去，一些不符合上市要求的企业为了达到“上市圈钱”的目的，伙同第三方机构进行财务造假，一旦上市成功后业绩迅速变脸，长期半死不活，严重损害资本市场的信誉。其中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即便被查实欺诈发行，最终的处罚也并不大。

以业内知名的欣泰电气欺诈发行案为例，2011年该公司董事长温德乙、财务总监刘明胜合谋，虚构有关财务数据向证监会申请上市。2014年1月，欣泰电气创业板上市后两人继续进行财务造假，最终被深交所查实并勒令退市。最终结果是，温德乙被罚832万，并以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刘明胜也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款。在该案例中，欣泰电气共募集资金2.57亿元，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也超过2亿。

这样的处罚力度，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判罚过轻，威慑力不足。而以当前金融诈骗罪中最常见的集资诈骗为例，个人诈骗金额100万、单位诈骗金额500万即可认定数额特别巨大，量刑可至无期，而IPO欺诈发行的募资金额基本以亿计算。两相对照，欺诈发行罪15年的最高量刑显然还是偏轻的。

在当前注册制即将全面实施的大背景下，对欺诈发行从严从重，持续保持高压态势非常有必要。中国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市场环境，唯有正本清源，去芜存菁，通过法治和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上市和交易机制，才能确保注册制的有效运行。而欺诈发行严重违反信息披露制度，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破坏市场诚信基础，是证券市场最严重的违法行为之一，必须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相比过去的审核制，注册制更加强调券商、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中介机构的责任，客观上过去证监会部分“看门人”的责任自然让度给中介。如王建军此前建议的那样，加大对欺诈发行的打击力度，也应该重罚参与其中的中介机构，这样进一步增强对欺诈者的震慑力，彰显资本市场宽严相济、宽中有序的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