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受益于药政改革，我国生物医药企业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创新成果不断落地，也使得生物医药领域投融资快速升温。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生物医药一跃成为全球最炙手可热的行业。然而，2021年下半年开始，资本市场风云突变，生物医药板块开始震荡下行。进入2022年，在多重不确定因素叠加影响下，生物医药投融资市场降温明显，不少创新企业开始调整准备“过冬”。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趋势下，生物医药的中长期投资逻辑是否发生了改变？短期内生物医药投资是否已见顶？投资人变得理性背后的主要原因在哪？哪些细分赛道仍值得关注？一系列的问题成为布局者关注的重点。

对此，和誉医药董事长兼总裁徐耀昌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生物医药从自身的属性来看，就是一个存在风险的行业，一直以来，生物医药市场的布局逻辑并未改变。而面对当前生物医药市场困局，走出差异化道路至关重要。

“一级市场追求长期投入，不是说今年投入，明年就有回报，新药创制必须要有漫长的过程。而二级市场是逐利的，如果整体大形势不好对Biotech就有挑战。我也没有标准答案，但我并不担心，我们是实实在在做创新药，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只要我们一如既往地往前推进项目，提升研发能力和整体企业实力，我想自然会得到市场认可。而整体大环境终将有回暖的一天，太阳总是新的。”徐耀昌表示，在如此“卷”的环境下，任何企业想做创新药，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需以患者为中心，关注临床未满足需求，避免同质化竞争，充分探索创新药开发的临床价值。

研发、商业化与资金三方面受制

随着创新药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创新药行业赛道，行业竞争加剧的问题不可避免，靶点扎堆、赛道拥挤、内卷严重的行业乱象随之出现。在经历一波快速发展之后，中国创新药行业的发展遭遇了瓶颈期。毕马威（KPMG）发布的《2022年中国创新药企发展白皮书》指出，目前中国创新药企受制于研发、商业化与资金三方面压力，陷入困局。

根据医药魔方数据库统计已披露的投融资数据，2022年上半年医疗健康领域的投融资趋势整体放缓。2022上半年全国医疗健康领域投融资事件共632起，披露的投融资金额为1152亿元。其中一级市场投融资事件583起，投融资金额671亿元；IPO事件30起，募资金额357亿元；二级市场再融资事件19起，再融资金额124亿元。整体看，2022年上半年，一级市场投融资事件数，同比降低46.7%，环比降低45.9%；IPO事件数同比降低45.5%，环比降低55.2%；二级市场再融资事件数，同比减少57.8%，环比减少29.6%。

在研发方面，我国以企业、研发机构/学校和政府三方构成的整个研发生态圈尚未发展成熟，在创新药研发所需的资金投入、研究基础、政策支撑方面都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创新药研发与仿制药相比，本身具有长周期、高成本的问题，使得新药研发企业面临来自自身和外界的双重压力。

徐耀昌指出，与国外相比，我国目前产学研结合得还不够。随着这些年国家对新药研发的重视，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被越来越多提及，一些关键技术，我们其实并不缺少，研究基础也有，但是在产学研转化方面我们目前还有待提高。“国内药学高校教育与创新药实际开发存在一定脱节，创新药完全是新的靶点，大学发现新的靶点后开始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商业化是企业在做，如果国内的基础研究和药企的合作跟不上，会影响到国内的新药研发。”

同时，据KPMG白皮书数据，从时间上来看，一款新药从化合物的筛选到通过临床前研究确定最终研发的化合物，往往需要花费3-6年的时间。接着，药品进行Ⅰ期、Ⅱ期、Ⅲ期临床试验，这一过程总共需要花费6-7年时间。如果临床研究结果良好，申请上市，审批过程往往也需要0.5-2年的时间。从新药立项到最终上市，一款创新药的平均周期往往在8-10年。

而从研发投入来看，临床研究阶段是在创新药研发周期中消耗资金最多的一个阶段。以肿瘤领域的创新药物研发为例，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从Ⅰ期到Ⅲ期临床试验，研发的平均成本高达26亿美元。而近些年来，创新药的平均研发成本又有着非常显著的上涨趋势。在当前的创新药研发环境下，创新药的研发投入无疑是巨大的。

“确定研发项目后，我们的研发团队就要持续不断的去优化和试验，测试靶点的活性、选择性等一系列特性，如果顺利获批IND那也需要三四年的时间，数以千万计的投入。”徐耀昌表示。

不仅仅在研发，其实创新药在商业化上也面临巨大压力。商业化方面的压力具体体现在，一是基层医疗机构覆盖能力不足，多方原因使创新药基层准入困难；二是医保基金控费收紧和长期进院难的问题，使创新药主要市场准入途径接连受阻；三是企业基于商业生存和发展考虑使药物研发靶点选择集中，产品同质化严重，商业竞争加剧。

另外为进一步严格规范企业创新，中国医药政策要求更高，针对依靠license in进行IPO的企业市场态度也发生转变，资本对创新药企的价值期待降低，医药行业的二级市场和一级市场相继降温，创新药企募集资金难度加大，生存承压。

“出海”能否应对中国市场挑战？

迫于价格和产品的“内卷”，许多企业选择通过“出海”国际化布局发展生存空间。然而，据GBI相关调查，创新药在道路险阻的漫漫“出海”征途上，就算万事俱备，有时也难免遭遇波折。2021年12月，万春药业普那布林美国上市申请遇挫，FDA指出普那布林提供的注册试验结果不足以证明其获益，需要进行额外的对照试验提供支持CIN适应症的实质性证据。公告当日，受此事件影响，万春药业美股股价暴跌61%。

《中国药企出海白皮书》指出，“出海”意味着进入全球竞争，首当其冲的是技术壁垒。产品竞争不能与国内同日而语，需要具有绝对优势。药物试验数据经FDA等权威机构的严格认证和获批，这是企业“出海”的先决条件。作为掌握着美国市场药物上市“生杀大权”的国际权威机构，FDA在评估获批新药时，药物的临床数据，即有效性、安全性、与现有药品相比有无绝对优势等，是FDA在审批时的重要评估点。因此，试图以“价格优势”的擦边球方式进入美国市场，胜算或许不大。这是由于美国的药品价格体系与药物临床数据，实属两条独立的管理体系。

与此同时，资本、速度、人才等等新挑战也在接踵而来。在与资本市场的较量上，世界银行曾发布报告“推动中国创新-最佳国际实践”提出9条具体建议，其中要点包括：加强基础科研研究和投入。美国NIH和NSF负责60%的年科学基础研究经费的拨款。对比2017年OECD国家17%的R&D投入在基础科研研究中，而我国不到5%。在《中国医药创新十年展望》的报告中曾提出，未来十年，应让资本的力量逐渐倾斜至早期研发与成果转化阶段，以更专业、更早期、更理性的视角升级投资思路。

“出海”是场时间争夺赛，“速度”是非常关键的要素之一。《中国药企出海白皮书》指出，在药效相差不大的前提下，全球首个上市的药物能争得64%的市场占有率，其次为25%。第三名之后的入场者，能分到的全球市场微乎其微，除非取得突破性的明显优势。

在人才方面，《中国药企出海白皮书》指出，近几年之所以中国医药能迅猛发展，很大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在培养和引进高端生物医药人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出现了一部分能引领突破性创新的人才，虽然在数量上尚未形成规模。“出海”是本土药企在研发技术、临床经验和布局、跨国协作与谈判、国际监管部门沟通、国际资源、全球市场战略布局和财力等多维度的综合实力的大考。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复合型创新高端人才是“掌舵扬帆”的关键。

对于本土创新药企“出海”屡屡受挫的现实，徐耀昌有自己的理解。针对多家本土制药企业出海美国FDA遇挫这一现象，徐耀昌认为并不仅仅是做药标准的因素,还需要考虑市场环境因素。国内企业按照以往标准在中国人身上开展临床试验获得疗效，在美国开展交叉试验/头对头试验，中国人和美国人没有差异，而无需再在美国人群中开展同等试验。现在，FDA让中国企业重新在美国人群开展III期试验，需要3-5年的时间，且耗资巨大，而3-5年间美国很多同类药物都获批了。这对于国内企业来说，是个新的挑战。同样，“如果美国的路走不通，我们可以考虑到欧洲、日本、东南亚国家出海，这些市场也非常的广阔友好，我们需要打开思路和视野。”

坚持走一条差异化道路

对于眼下的创新药企而言，不得不说，创新药破局需以患者为中心，关注患者的生活质量、对疾病治疗的期望，从整体层面强调患者需求贯穿药物研发全程；同时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关注临床未满足需求，避免同质化竞争，充分探索创新药开发的临床价值。通过布局新靶点、研发技术迭代，以及改变开发策略进行差异化布局，同时通过挖掘患者和医生个性化需求进行差异化营销。

“随着竞争加剧及成本的提升，过去通过‘买买买’的方式获得国外项目的道路已经愈加艰难，对国内企业而言，‘买买买’不是长久之计。坚持自主创新才是必由之路。”徐耀昌也认为，在如此“卷”的环境下，任何企业想做创新药，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靶点不怕竞争，怕的就是跟人家一模一样。如果同样的药物有几十种，再同质化竞争不但浪费了资源，而且等获批上市的时候市场空间已十分有限。CDE拿出坚定的政策鼓励高水平和差异化创新，对我们提出了更高要求。”徐耀昌表示，即使是同样的靶点，也要有创新。但是，大家也不要惧怕，创新无处不在，举个小例子，如果静脉注射能研发成口服药，对患者而言用药便利性也能提升。比如从前PD-1都是静脉注射，但是现在流行皮下注射，这就是创新。皮下注射可以自己在家里打，但是静脉注射一定要找医生。从注射再到口服也是创新，口服相对更加便捷。因此创新不一定是在项目上，在治疗方式上也可以创新。”

此外，药企在考虑创新性的时候需要通盘考虑靶点的成药性、创新性以及中国市场的需求。例如，选靶点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靶点创新性。新的靶点，开始不知道是否能够成药，但是一旦做出来，就是第一个。有的靶点随着慢慢成熟，比如说成药性可以达到30%、40%，也许药企是第一个进去，也可能不是第一个进去，这里是一个平衡。

“更为关键的是要了解中国的市场，了解中国病人的需求。比如ABSK021，我们了解到这个化合物可以治疗腱鞘巨细胞瘤，因为它在机制上能讲得清楚，所以化合物出来以后，开发的就是适应症，腱鞘巨细胞瘤是适应症之一，还有其他肿瘤。后来我们发现在国内市场上并没有相关药物，而且除了手术以外没有标准的治疗手段，因此这在中国是有临床需求的。”徐耀昌说，“一旦把靶点确定了，追求的适应症心中有数了，就需要大量的投入。”

对于中国创新药的未来，徐耀昌很有信心，他认为，中国创新药现在刚刚进入收获期，而对于创新药企来说，需要真正的自主创新，真正做到First in class，一二级市场都会有信心，“不能雷同，即使同样的靶点，也要有创新。”

与此同时，中国药企布局者也保持着一种新药研发的紧迫感，一款创新药的研发背后意味着长期的投入。“十年是一个马拉松，这个马拉松过程当中，一步都不能松懈，松懈一步说不定这个项目就落后了，落后了就可能没有机会了。”徐耀昌说，在团队素养方面，中国科学家要有情怀，做的事情要解决社会迫切需要的东西。

“如果能一个两个三个，不断把新药做出来，新药的优势也会得到二级市场的认可。”徐耀昌表示，初衷就是去解决没有满足的临床需求，因此随着管线研发的推进、商业化能力的提升必然为公司带来估值的提升，“只要踏踏实实做药，随着整个生物医药形势的企稳，失去的估值也就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