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证监局的监管目光聚焦到了IPO高撤否现象，针对近两年辖区30家保荐机构执业项目出现撤否现象，直指机构心存“侥幸心理”、急于“抢跑占位”，“带病闯关”，“一查就撤”“一督就撤”多发频发。

事实上，IPO“临阵撤退”并非广东独有。据统计，截至11月30日，年内已有254单IPO项目撤回材料，且实施注册制的科创板与北交所IPO撤回材料数目均高于上交所主板。

A股全面推行注册制的背景下，保荐机构的角色越来越重，而压实中介机构的责任，强化中介机构的“看门人”作用，已然成为监管关注的重点所在。

年内254家企业IPO“临阵撤退”

近日，广东证监局向辖区券商投行部门下发了一份通报专刊，剑指撤否项目保荐机构执业问题。

通报专刊显示，近年来，随着IPO申报家数连续多年保持高位，广东辖区撤否项目有所增多，且存在一定增长趋势。2021年以来，广东辖区共有30家保荐机构执业项目出现撤否现象。

其中，7家机构近3年在辖区仅有1单保荐业务并撤回项目，4家保荐机构因年度撤否项目多于2家，连续两年被广东证监局约谈提醒。甚至有意见券商，近三年申报的5个项目全部以撤否告终。

尽管造成撤否有多重因素，但广东证监局指出，多数撤否项目仍然暴露出相关保荐机构存在执业理念不适应、履职尽职不充分、辅导质量不过硬等多方面问题。

“有的机构执业理念转变滞后，‘带病闯关’心态犹存。有的机构心存‘侥幸心理’，首次申报质量偏低，‘一查就撤’‘一督就撤’多发频发，提前设想二次申报再提升执业标准，以应对大概率面临的检查督查。”广东证监局表示。

事实上，IPO“临阵撤退”的现象并非广东辖区独有，全国范围内IPO撤回材料项目数量更为庞大。

据统计，截至11月30日，年内光是IPO项目撤回材料就已有254单。而在2021年，撤回和否决的项目一共为253个，占全年完成项目（包括通过、撤回和否决）总数的32.6%。

今年IPO项目撤回材料中，创业板撤单达123单占近五成，高于深交所主板的25单。实施注册制的科创板与北交所IPO撤回材料数目分别有34单、42单，均高于上交所主板的30单。

有分析指出，上市无疑是拟IPO公司的一大梦想，也是相应中介机构的致力方向，而这些IPO项目之所以撤回申报材料，正是IPO现场检查及现场督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也表明当前在注册制下，监管层对于拟IPO企业并没有降低监管要求，反而更加严格。

机构为何急于“抢跑占位”？

其实，大部分“临阵撤退”的项目，并非存在欺诈上市、财务造假等严重问题，而是由于“心态不稳”，仓促上马所致。

广东证监局在这次通报中就指出，有的机构急于“抢跑占位”，采取“拖延战术”，对于实际控制人股权纠纷等风险隐患，不在辅导期及时化解，寄望在审核过程中加以解决，结果纠纷持续升级，影响上市进程。

IPO频频“临阵撤退”，保荐机构当初为何还要“抢跑占位”？

“去茶楼喝茶，如果没有位置，预计要排半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肯定想的是先领一个号排着队。”协纵策略管理集团联合创始人  黄立冲指出，“抢跑占位”的前提是排队久。“如果队伍不长，也不可能抢跑占位。因为排队时间太长，长期在申请状态，代价成本压力都是很高，企业和机构的心态一定会是先排着，再去调整。”

黄立冲所说的“长队”确实存在。据大象顾投IPO统计，根据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官方公开信息，截至11月28日，IPO排队企业数量达648家。

据了解，目前排队企业中受理日期最早的是亳州药都农村商业银行（简称“药都银行”），拟沪主板IPO，自2018年3月23日受理至今，已经排队4年多。

站在IPO企业的角度，上市不仅是一个融资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付出成本的过程。

财经网了解到，为了满足上市的条件，企业需要支付资产债务重组、满足企业业绩要求而增加的前期财务成本等，此外，还有保荐人和主承销商的保荐费用，以及向交易所缴纳的上市费用等等。

黄立冲指出，满足企业业绩要求而增加的前期财务成本中，税务就是一项大头支出。为维持高的销售，企业要交很多增值税，还有所得税。按照增值税14%，所得税25%的标准，利润1亿元，交税就需要3、4千万的成本。“企业的支出压力大，自然会传导到中介机构，就会被迫在不那么成熟的条件下，仓促递表。”

“尤其是经济受到疫情等多重因素冲击，企业业绩可能随时变化，难以长期确定性地去思考。加上审批制转向注册制的换挡阶段，在新阶段的探索过程中，会加剧企业的不确定性心理。”黄立冲表示，在不确定下，企业和机构就更容易出现“先递表排队，其他再说”的心态。

此外，“抢跑占位”的心态很大程度上还是竞争所迫。

有分析也指出，一些行业竞争激烈，IPO先后往往就能一决成败，一旦竞争对手先于自己上市，拿到募集资金，扩产加码，自己的企业就会立马置身被动。某锂电材料企业曾经市占率第二，就一度因产能扩张不及竞争对手，短短五年市占率下降近半，之后再上市，能否追赶得上，就存在太多不确定。

除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券商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

一位券商人士对财经网坦言，现在整个监管政策趋严，中介机构承担的责任和压力越来越大，导致机构也都在内卷，大家都在争抢一些稀缺资源，自然想要抢先一步。不过，这样一来，个别机构也就会疏于合规性的一些防守。

监管对“带病闯关”出重拳

尽管企业“抢跑占位”出于种种原因，但“带病闯关”的影响不可小觑。

有分析指出，当前A股正在全面推行注册制，申报的项目越来越多，一些企业在质量上可能并不优质。保荐机构执业质量等问题造成的撤否，就会影响注册制改革落地成效，制约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的发挥。

对于“带病闯关”问题，监管部门也已经接连重拳出击。

据统计，截至11月28日，年内中国证监会、各地证监局及北上深三家交易所共对60家券商开出了112张罚单，涉及投行业务的有54张，占所有罚单的48%，成为受罚最多的业务。

在上述投行业务罚单中，证监会和各地证监局多给出了责令改正和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但也有更加严厉的处罚，例如，华金证券、平安证券被暂停保荐机构资格3个月。

财经评论员皮海洲认为，不论是不是企业做假账撤回，或者还是由于保荐机构执业质量不高的原因造成，对于其中涉及到“带病闯关”的企业，确实不能一撤了之，而是应严肃查处，用严格执法来为IPO保驾护航。

“通过对‘带病闯关’企业严格执法，也可以消除或减缓拟IPO公司的侥幸心理，维护IPO的正常秩序。基于上市带来的巨大利益诱惑，不少企业在上市的过程中充满了侥幸的心理，有的企业本来并不符合IPO条件，或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但它们仍然‘带病闯关’，从而造成IPO堰塞湖的出现，让拟IPO公司的上市之路出现拥堵。”皮海洲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证券业协会近期发文将项目撤否情况纳入投行业务评价体系，券商投行质量评级最终分为A类、B类、C类，一年评一次、发布一次，评级结果将直接影响未来的监管“态度”和展业难易。

此外，证监会于近期表示，下一步将常态化开展投行内控现场检查，从“带病申报”“一查就撤”、执业质量存在严重缺陷等典型问题入手，重点检查投行内控制度是否健全、运行是否有效、人员及保障是否到位等，促进保荐机构真正发挥“看门人”功能，为注册制行稳致远夯实基础。

姚悦/文